邹 容----《革命军》

    中华邹氏网 2009-2-18 17:08:54 万家姓


邹 容:(公元1885~1905年),原名绍陶,谱名桂文,字蔚丹、威丹,四川巴县人。著名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。
邹容六岁时入私塾读书,公元1897年参加巴县童子试,因反对主考官出生僻题目为难考生,愤然离场罢考,公元1898年在重庆随日本人成田安辉、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和日语,开始阅读报刊,接受“新学”。后因大胆抨击孔孟之道,被经书学院开除。
戊戌变法失败后,邹容曾做诗悼念谭嗣同,表示要“继起志勿灰”,1901年夏到成都,参加赴日留学考试,因主张革新,被官厅以“聪颖而不端谨”为借口取消录取资格;9月往上海,进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,1902年春自费留学日本,入东京同文学院学习,并积极投身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,编写通俗革命读物。
后来邹容结识了章太炎,并在其热情支持下撰成著名的《革命军》一文,斥责帝国主义为“外来之恶魔”,清廷为“我同胞之公敌”,号召推翻清政府,建立中华共和国,实行自由平等,“以复我天赋之人权”。该书出版时,署名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。章太炎为该书作序,并在《苏报》上撰文介绍,先后发行逾百万,影响极大。
1901年夏天,邹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,决定自费去日本学习。1902年春,邹容东渡日本,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。
在这期间,邹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新书籍,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骚的《民约论》、孟德斯鸠的《万法精理》、约翰穆勒的《自由原论》,以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书籍。这时邹容所憧憬的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。
邹容一边学习,一边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,1903年3月31日因愤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雨发破坏革命、生活糜烂,与同志剪其发辫,悬于留学生会馆示众,后被清廷驻日公使蔡钧视为大逆不道,照会日本外务省,驱赶其回国。他回国后,加入蔡元培、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,积极参加拒俄运动。4月27日在张园拒俄大会上慷慨陈辞,反对沙俄侵略中国东三省。他与保皇派进行了坚决斗争,拒绝加入“国民议政会”,拟创立革命团体“中国学生同盟会”以联合全国学生。
邹容在日本时,已着手撰写《革命军》,回到上海后,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《革命军》的最后定稿上。1903年5月正式出版,章太炎为之作序,章行严(即章士钊)为它题签。
上海的革命刊物《苏报》刊登了邹容写的《〈革命军〉自序》,和评论《革命军》的文章,这一来,人们争相阅读《革命军》,交口赞誉它应成为“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”。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《人权宣言》的公开问世,清朝政府为之惊恐,认为“此书逆乱,从古所无”,“尤非拿办不可”,于是勾结帝国主义租界的工部局,向上海会审公廨提出控告;7月查封了爱国学社和《苏报》,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,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“苏报案”。《苏报》案发生后,章太炎被捕后,邹容自行到巡捕房投案,被英租界会审公廨判刑二年,1905年4月3日在监狱中被恶吏折磨身亡,终年二十岁。
《革命军》,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、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。全书2万多字,共分七章叙述:一、绪论;二、革命之原因;三、革命之教育;四、革命必剖清人种;五、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;六、革命独立之大义;七、结论。
《革命军》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:“伟大绝伦之一目的,曰革命。巍巍哉!革命也。皇皇哉!革命也。”邹容从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出发,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道理,明确地指出:“革命者,天演之公例也。革命者,世界之公理也。革命者,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。革命者,顺乎天,而应乎人者也。革命者,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。革命者,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。革命者,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。”邹容指出,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,称皇帝,建立专制政体以后,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,就是中国兵连祸结,国病民穷以及一切罪恶的根源。因此,邹容得出结论说:“革命!革命!得之则生,不得则死,毋退步,毋中立,毋徘徊。”
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,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、梁启超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:“欲御外侮,先清内患”。《革命军》在揭露清政府贪酷无度和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时说:“乾隆之圆明园,已化灰烬,不可凭借。如近日之崇楼杰阁,巍巍高大之颐和园,问其间一瓦一砾,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,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。夫暴秦无道,作阿房宫,天下后世,尚称其不仁,于圆明园何如?于颐和园何如?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,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。”
邹容在《革命军》中,不仅无情揭露清王朝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,而且是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。他说:“‘量中华之物力,结友邦之欢心’,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!中国者,中国人之中国也。割我同胞之土地,抢我同胞之财产,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,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,所以感发五中矣!”因此,邹容主张用革命的手段,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,他豪迈地说:“磨吾刃,建吾旗”,同清王朝“驰骋于枪林弹雨中”,然后,扫除干涉中国主权的“外来之恶魔”。邹容坚决地宣布: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,“忍令上国衣冠,沦于夷狄,相率中原豪杰,还我河山”。邹容吸取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教训,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时,不再维护清王朝,而主张坚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“洋人朝廷”,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。
邹容在《革命军》中,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,共25条纲领。例如,“定名中华共和国”,“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”,“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,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,为全国之代表人,又举一人为副总统,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”,“凡为国人,男女一律平等,无上下贵贱之分”,“不得侵人自由,如言论、思想、出版等事”等等。由此可见,邹容已经具备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。
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。邹容这个建立共和国的纲领,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。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取代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制度,用民主选举的总统去更换一家一姓的君主,这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进步。邹容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,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,不但摆脱了千百年来农民的“皇权主义”,而且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,具体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,真不愧是“雷霆之声”,惊动中国,惊动全世界。
《革命军》以高昂的革命激情,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、民族恨,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,它旗帜鲜明、大胆泼辣地“劝动天下造反”,犹如一声春雷,炸开了万马齐暗的中国大地,受到广泛的欢迎。自从《革命军》出版以后,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,已成为定论了。
邹容由于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,在《革命军》中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,导致他写出“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”的错误词句。在愤怒指责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时,他也说了某些过头话,如“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”等大国主义思想。我们不可苛求前人,何况邹容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。
《革命军》出版后,翻印流传极广,风行海内外。据估计,它在辛亥革命时期,共印了二十几版,总印数超过一百一十万册,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。孙中山十分重视《革命军》的作用,他在《革命原起》一文中追述说:《革命军》一书,宣传革命,“华侨极为欢迎,其开导华侨风气,为力甚大,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”。
《革命军》一书的出版,启迪了一代爱国志士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。如炸清政府五大臣的著名烈士吴樾,得到《革命军》后“三读不置”。四川著名会党首领佘英,在家乡沪州读到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和陈天华的《警世钟》“大受感动”。
《革命军》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,气势磅礴,震聋发聩,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,把皇冠震落于地。它的巨大作用和影响,正如鲁迅所评价的:“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,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,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。倘说影响,则别的千言万语,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‘革命军马前卒邹容’所做的《革命军》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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