郡望、堂号——中国姓氏文化的标志性特征

    中华米氏网 2009年9月10日 寻根


郡望、堂号——中国姓氏文化的标志性特征

中国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,其标志性的特征就是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“郡望”和“堂号”。中华民族民居的住屋,尤其是乡村早期建筑的锌板独立屋,在大门上或堂屋里,常常悬有“陇西”、“西河”、“颖川”、“太原”或“南阳”二字。这就是各姓的郡望或堂号。表示这屋里的主人是李姓、林姓、陈姓、王姓、或叶姓的。这郡望或堂号,亦写在祠堂的大灯上;婚礼的大红灯,丧礼的孝灯,也写上郡望或堂号,所以俗谓之为“大灯号”。很多郡望或堂号,为多个姓氏所共用者。郡望或堂号相同,证明数百年前,或数千年前,那几家是同住过那个地方,或同出一宗。
一、郡望的由来和演变
“郡望”一词,是“郡”与“望”的合称。“郡”是行政区划,“望”是名门望族,“郡望”连用,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。
秦汉以后,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,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,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。地望,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“郡望”,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,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,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。历代的姓氏书中,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(如唐代柳芳的《氏族论》和南朝刘孝标的《世说新语》)。《百家姓》刻本,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“郡望”。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“四大郡望”:范阳(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)卢氏,清河(今河北省清河一带)崔氏,荥阳(今河南省郑州一带)郑氏,太原(今山西省太原一带)王氏。
  “郡”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。春秋时,秦、晋、楚等国有边地设县,后逐渐在内地推行。春秋末年以后,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,面积较县为大。战国地在郡下设县,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。秦统一中国后,分全国为36郡,后增加到40多郡,郡下设县。郡、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,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。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,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没。隋唐时代,往往州、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,但大多数时期称“州”不称“郡”。到了宋代,“郡”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。
  但“郡望”作为专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,却保留下来。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,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。所谓门阀,亦即门第阀阅,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,影响大,权威高的姓族家门。这些所谓“高门大姓”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、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,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,十分威严,并世代传承。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,宣称某称为望族大姓,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,确定门阀序列,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,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。门阀制度始于西汉,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,论证其为帝尧之后,是高贵的血统,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。东汉时期,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,门阀制度初步形成。一些官宦、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,数世不衰,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,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、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,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。
 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祥、聚集、变迁之地非止一处,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,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,以区别主从及尊卑。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,与高门望族相比,门第较低,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“寒门”、“庶族”。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、财产,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,但总的说来,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,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。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“九品中正制”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。所谓“九品中正制”就是根据门阀家世、才行品德,由各地“中正官”采纳乡里舆论,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,以任用官吏。但是,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,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,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,不论才行品。出身于名门望族的“衣冠子弟”,即便无才无德,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,得授清贵之职,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,即便才德超群,也被列为下品,即使入仕,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,以致形成了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士族”的局面。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,同时还左右朝政,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、袭爵、免役等多种特权。士、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,所谓“士庶之别,国之章也”。士族自视甚高,不与庶族通婚。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,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,称为“婚宦失类”,是十分耻辱的事,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。在门阀制度下,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,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,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、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、尊卑之分。唐代柳芳在其《氏族论》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:在南北朝时,“过江则为侨姓”,王、谢、袁、萧为大;东南则为“吴姓”,朱、张、顾、陆为大;山东则为“郡姓”,王、崔、卢、李、郑为大;关中亦为“郡姓”,韦、裴、柳、薛、杨、杜首之;代北则为“虏姓”,元、长孙、宇文、于、陆、源、窦首之。以上“侨姓、吴姓、郡姓、虏姓”合称“四姓”,“举秀才,州主簿,郡功曹,非四姓不选”。即使在上述“四姓”中,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: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“膏粱”,有令、仆(射)者为“华腴”,有尚书、领、护以上者为“甲姓”,有九卿若方伯者为“乙姓”,有散骑常侍,太中大夫者为“丙姓”,有吏部正副郎者为“丁姓”。
  为维护、推行门阀制度,载录门第、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。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《世说新语》中,引证的家谱、家传达数十种之多。这种别贵贱、分士庶的门阀制度,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,而且影响深远,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。南宋郑樵在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:“隋唐而上,官有簿状,家有谱系。官之选举必由簿状,家之婚姻必有谱系。历代并有图谱局,置郎中吏掌之,乃用博古通今之儒,知撰谱事”,以便使“贵有常尊,贱有等威”。在封建社会里,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,称为“国姓”。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“国姓”以示褒扬,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。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,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,享受“六百石”的中级官吏的待遇。李唐王朝的编修姓氏书中,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。唐贞观十二年,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《氏族志》时,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,以山东崔姓为第一,皇族李姓为第二,唐太宗大怒,亲自出面干涉,改要姓为第一,外威之姓为第二,崔姓降为第三。武则天执政时,修纂《姓氏录》,改武姓为第一。
  李唐王朝时,陇西李氏、赵郡李氏、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,并称“五姓七族”,门第最为清高。子女婚嫁首重门第。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“五姓七族”中之望族,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,也遭精通拒绝。
最能说明姓氏贵贱,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,当数宋朝编撰的《百家姓》。《百家姓》的前八姓是“赵钱孙李,周吴郑王”。赵姓是国姓,当然位居傍首,钱为吴越王之姓,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。门阀制度下,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、婚姻问题,以至前途命运。甚至连日常交往、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,西晋文学家左思在《咏史》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,诗曰:“郁郁涧底松,离离山上草。以彼径寸茎,荫此百尺条。世胄蹑高位,英俊沈下僚。地势使之然,由来非一朝。金张籍旧业,七叶珥汉貂。冯公岂不伟,白首不见招。”诗中“金张”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石单和张安世,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,七代为汉室高官。而奇伟多才的冯唐(即诗中之“冯公”)却因出身微门,竟一生屈于人下,不能展露其才。
 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,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;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,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。历史上,一般姓氏,都有多个郡望,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“根”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“分支”、旁系而已。
 隋唐时期实行开科取士,任官选吏不全论出身,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,但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亲贵和功臣元勋,即新的士族集团。到宋代,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,《百家姓》中所标明的“郡望”,乃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。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、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,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,仍然十分盛行。清王士祯《池北偶谈》云:“唐人好标望族,如王则太原,郑则荥阳,李则陇西、赞皇、杜则京兆,梁则安定,张则河东、清河,崔则博陵之类,虽传志之文亦然。”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,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、多题郡望,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家乡籍贯,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,时风所在,竟成为所谓修史之“原则”,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。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,他曾参与纂修国史,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,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,已有三代之久,所以如实写道:“义琰,魏州昌乐人也。”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,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“陇西成纪人”(事见《史通·邑里》)。
 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,比如,刘攽有两种著作分别题为《彭城集》和《中山诗话》,这里,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,并非其人籍贯,刘分攵之籍贯在临川新喻(今江西新余)。姚铉本是庐州人,却自题郡望曰“吴兴”。
  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。如,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,其别集却题为《荥阳外史集》,荥阳者,郑氏郡望也。清代薛雪,苏州人,却自题郡望曰“河东”。
 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,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。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,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,大都把自己的姓氏、郡望、家谱视为命根子,常常以同姓、同郡望来联宗认亲。据资料统计,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,汉族占96.4%以上,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,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。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,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,以示世人。
  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,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,旅游观光,寻根问祖。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,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。“姓氏郡望”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,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,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,向心力,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,仍具有现实的意义。
二、堂号的涵义及作用
堂号,本意是厅堂、居室的名称。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,往往数世同堂,或同一姓氏的支派、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、宅院之中,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。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,在其宗祠、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,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,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,区分族属、支派的标记,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、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,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。所以,堂号和郡望一样,都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特有的范畴。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不可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。
  堂号,不仅仅是用在祠堂,还多用在族谱、店铺、书斋及厅堂、礼簿等处;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,如在斗、口袋、钱袋、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,以标明姓氏及族别。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,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。不仅汉族,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,如匈奴的呼延氏“太原堂”、回纥族的爱氏“西河堂”、蠕蠕族的苕氏“河内堂”等少数民族,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,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。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,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。
  堂号,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
广义的堂号与姓氏的地望相关,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,或以其声名显赫的郡望所在,作为堂号,亦称“郡号”或总堂号。同一姓氏的发祥祖地和郡望不同,会有若干个郡号。如李姓郡(望)号有:陇西、赵郡、顿丘、渤海、中山、江夏、范阳、汉中、代北、鸡田、柳城等30余个;王氏有:太原、琅琊、京兆、元城、汲郡等地38个;张姓有清河、范阳、太原、京兆、南阳、中山、安定、河内等40余个。
  狭义的堂号,也称自立堂号,在同一姓氏之间,除广义的郡望之外,往往以先世之德望、功业、科第、文字或祥瑞典故,自立堂号,其形式多种多样,五花八门,不胜枚举,若按每姓一个堂号来计算的话,全国至少有数千至一万个堂号,是姓氏文化中有待开发、整理、研究的资料宝库。
  祠堂,又称为家庙,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位、祭祀祖先神灵、举办宗族事务的公共场所。
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。在每个家族中,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,所以,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,并给它取一个堂号,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,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,记起祖先的功德。
  俗话说,树大分杈、人大分家。随着生命的传递、繁衍,家族就会不断扩大。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,另开基业,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。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,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,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。于是,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。因此,象族谱有总谱、支谱一样,祠堂也就有总祠、支祠、分祠之分,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堂祠和小祠堂。
  历来每个姓氏、每个宗族、每个家族,都有自己的堂号。堂号的历史悠久,应用广泛,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。
  从功能上说,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、区分宗派,劝善惩恶,教育族人。如果说,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,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。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,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。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,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,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。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,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,一直在不断的增加。
  堂号是宗法社会的产物,在传统宗法社会中,它对于敦宗睦族,弘扬孝道,启迪后人,催人向上,维护家庭、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,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,祠堂在中国大陆不是成了历史,就是成了文物,因此,新的堂号再产生的可能性比较小,但是,旧有的堂号却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们的记忆中。
近几十年来,随着中国的开放改革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,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,族谱被续修,因此,堂号再一次被人们抬了出来。不过,今天的堂号,已经极少有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,更多的是给人们寻根问祖、缅怀先祖、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。特别是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、凝聚力,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,堂号都必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。
三、堂号的类别和特色
  依据各姓氏堂号的来历、特色、大致可分为几大类型:
  以血缘关系命名堂号
  中国的姓氏文化,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就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,不仅同一姓氏使用相同的(一个或若干)堂号,而且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姓氏,也会使用同一堂号。如著名的“六桂堂”,是闽粤一带洪、江、汪、龚、翁、方六个姓氏共同的一个堂号。据文献记载,这六个南方家族,虽然姓氏不同,但却是一个先祖和同一个家族,追本溯源都是翁姓的后裔。
  以地域命名堂号
  地域观念命名的堂号,最为普遍,往往和各姓氏的郡望相关,也就是以郡号或地名作为堂号。如前述之陇西李、赵郡李、中山李,太原王、琅琊王、京兆王、清河张、安定张、河内张等皆是其例。再如诸葛氏,系出葛伯,望于琅琊,发祥地是山东诸城,后世遍布全国各地的诸葛氏,绝大多数都世代沿用琅琊的堂名。此外,如海氏的“薛郡堂”、陈氏的“颖川堂”、徐氏的“东海堂”、欧阳氏的“渤海堂”,以及呼延氏的“太原堂”、林氏的“西河堂”等,都是以地望为堂号。
以先世的嘉言懿行为堂号
   中国人向有慎终追远的美德,往往以先世祖宗的嘉宗懿行深感自豪,往往以此命名堂号,千古留芳。如弘农杨氏“四知堂”、“清白堂”即是以东汉太尉杨震的美德作为堂号。据文献记载,杨震为东莱太守时,道经昌邑,县令王密深夜求见,以黄金十斤贿赂杨震。杨震严词拒绝说:作为故人知交,我对您是了解的,而您怎么对我的人品不了解呢?王密说:我深夜而来,无人知道这回事情。杨震回答说:此事天知、神知、我知,子知,怎能说是无人知晓?王密只好羞愧而退。杨氏后代子孙为尊崇和怀念这位拒腐蚀,不受贿的先祖杨震,便以“四知堂”,“清白堂”为堂号。
  而范氏“麦舟堂”则是来自北宋名臣范仲淹济危扶困的典故。有次范仲淹遣子纯仁,至姑苏运麦,舟至丹阳,遇石曼卿无资葬亲,纯仁即以麦船相赠。纯仁回家后告知其父,深得范仲淹嘉许。故后世以此为典,以“麦舟堂”为堂号。
   以祖上的功业勋绩为堂号
  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各个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,都涌现出一批功勋卓著,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,后人往往以此作为堂号。如东汉名将马援,战功卓著,名闻遐迩,“马革裹尸”便是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。后因功封“伏波将军”,马氏后人中有一支便以“伏波堂”为堂号。楚大夫屈原曾任三闾大夫,屈氏遂以“三闾堂”为堂号。
  再如唐代宗时郭子仪,因平安史之乱,屡立战功,出将入相二十余年,是维系李唐王室的功勋大臣,被封为“汾阳王”。其后子孙繁衍遍布各地,多以“汾阳堂”为堂号。至今海内外郭氏子孙,也多以“汾阳郭氏”为荣。
以传统伦理规范为堂号
   在封建宗法社会,各个家族常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堂号,以劝戒训勉后代子孙。如樊氏“祟德堂”、李氏“敦伦堂”、张氏“百忍堂”、朱氏“格言堂”、任氏“五知堂”、刘氏“重德堂”、郑氏“务本堂”、周氏“忠信堂”、蔡氏“克慎堂”、许氏“居廉堂”等,都体现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。在各氏自立堂号中,十分普遍。如唐代郓州寿张人张公芝,九世同居,麟德年间唐高宗祭祀泰山,路过郓州,至其家,问何以能九世同居,安然相处。张公芝于纸上连书百余“忍”字,道出其中决窍全在于百事忍让。故名之为“百忍堂”。
   以祖上情操雅量、高风亮节为堂号
   在封建社会中,有一批文人学士,才气横溢,品格清高,深为世人所推重。其后代族人也引以为荣。
  如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,品格高雅,酷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品格,以所居之处为“爱莲堂”。其后人遂以此为堂号。晋代陶渊明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,遂辞官归里,赋“归去来辞”以明其志。因陶渊明号五柳先生,其后人以“五柳堂”为堂号。再如唐代大诗人李白,自号“青莲居士”,李氏族人中遂有“青莲堂”堂号。
以祥瑞吉兆为堂号
   古代人对祥符瑞兆十分重视,常认为是上天预示吉祥的征兆,往往以之为本族堂号。如宋代王祐曾的手植三槐于庭院,言其子孙必有位居三公者(古代百官朝会,三公对槐树而立,故以三槐象征三公),其子王曰果然位列宰相,当政十余年,深为朝廷寄重。其后人便以“三槐堂”为堂号,成为中国王姓中名人辈出的名门望族,与太原王氏,琅琊王氏并列为王氏三大支派。
   以先世名人的厅堂别墅为堂号
   为表示对同姓先世名人的仰慕之情,各姓中以其厅堂、居处为堂号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,晚年隐居洛阳香山,号香山居士,其后人便以“香山堂”为堂号。
  再如唐代宰相裴度,以宦官当权,时事已不可为,乃自请罢相,在洛阳午格创建别墅,起浩凉亭暑馆,植花木万株,绿荫如盖,名为“绿野堂”。裴氏一支遂有“绿野堂”之堂号。
   以家族中科举功名为堂号
   在封建社会,一些名门望族人才辈出,科第连绵,为世人称羡,遂以之为堂号。如唐代泉州人林披,有子九人,俱官居刺史(俗称州牧),门庭显赫,世人敬仰,这支林氏遂以“九牧堂”为其堂号。再如宋人临湘人徐伟事绩至孝,隐居教授于龙潭山中,有子八人,后皆知名,时称“徐氏八龙”,后人即以“八龙堂”为其堂号。
以垂戒训勉后人的格言礼教为堂号
   此类堂号在各姓氏自立堂号中较为普遍。如“承志堂”、“务本堂”、“孝思堂”、“孝义堂”、“世耕堂”、“笃信堂”、“敦伦堂”、“克勤堂”等等。
   以良好祝愿为家族堂号
   此类堂号也较为常见。如“安乐堂”、“安庆堂”、“绍先堂”、“垂裕堂”、“启后堂”等。
   以封爵、谥号或旌表褒奖为堂号
   总之,堂号作为家族的徽号和别称,不仅此类堂号为历代朝廷或地方政府封赏、恩赐、旌表而来。如“忠武堂”、“忠敏堂”、“节孝堂”、“孝义堂”等等。
  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血缘内涵,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,既是对某一姓氏家族特色的高度概况,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。同样具有区分宗支族别,血缘亲疏的社会功能。它的产生、发展,多与修族谱、建宗祠、祭祀祖先、宗亲联谊活动同时进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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