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鱼氏古代名人】鱼豢

    中华鱼氏网 2013年4月9日 万家姓


鱼豢,著名三国时史学家。鱼豢撰写了著名的史书《魏略》,在《魏略》中对三国的历史有比较精准的记述。比如:诸葛亮隐居隆中,十年耕读,交友访贤。潜心求学而不求闻达,后经刘备“三顾茅庐”,出山扶助蜀汉。千百年广为传诵,成为中国历史上礼贤下士的典范。然而,关于这件事,史书记载却相互不同,长期聚论纷纭。史家黄长明引经据典,仔细剖析,认为诸葛亮登门求见刘备在先,引起了王满全等人的驳论,黄长明针而对之,指出诸葛亮更需要刘备。

据鱼豢《魏略》记载,刘备屯守樊城时,曹操方定河北,并继续扩大地盘。隐居在隆中的诸葛亮,预料荆州难保,而刘表又无指挥能力,于是便求见刘备,当时刘备的客人很多,见诸葛亮年轻,并素昧平生,仅以一般客人相待。当宾客全部离去后,诸葛亮却仍坐着未走。刘备本来瞧不起他,便不言不语,只顾玩弄牦牛尾巴(尘尾)。诸葛亮对刘备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很是反感,便讥讽道:“大丈夫当有远大志向,大概不会终日玩牛尾巴吧?’’刘备这才感到失礼,急忙丢掉手中玩物,和诸葛亮谈了起来……同样的记载,也见于《九州春秋》一书中。

从上述引文看来,刘备初会诸葛亮是诸葛亮首先登门求见的,这和他在《前出师表》中所说“先帝不以臣卑鄙,枉自屈尊,三顾臣于草庐之中”相悖。由于《魏略》一书的作者鱼豢,是三国时魏人,应是当代人写当代史,秉笔直书,较少主观色彩,因此,记载中的事是可信的,其事是刘备由开始瞧不起诸葛亮,到了解他,信任他,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全过程,既合情理,又很自然。况且,公元207年刘备在樊城时,诸葛亮年仅二十六岁,既无政治实践,亦无政治影响,虽然他‘‘每自比管仲、乐毅”,但“时人莫之许也”,即谁也不承认。刘备时已四十六岁,既有社会经验,又有人生阅历,绝不会听信徐庶几句赞语,便不顾路途遥远,连续三次去拜访一个从不认识的年轻后生。

“三顾茅庐’’是出于诸葛亮本人之口,是第一手资料,况且当时跟随刘备的老人大多健在,他不可能、也不敢在写给皇帝的奏章中说假话。此话不仅在奏章说,还在他的遗文《黄陵庙记》中也说过“遂蒙刘氏顾草庐”,可见其话不虚。至于《魏略》一书中的记载似不足信。《魏略》成书于魏明帝青龙年间,即在约公元223~337年左右。这一时期是魏蜀在祁山、渭水交兵之时,关梁阻隔,消息不通,互不往来,作为《魏略》作者的魏国人鱼豢要写诸葛亮及蜀国之事,只能听信传闻,这里面记载的史料可靠性就令人生疑了。据裴松之对《三国志·蜀书诸葛亮》所作的注引分析,《魏略》对诸葛亮登门求见刘备的记载是错误的。裴松之注云:“臣松之以为亮表云:‘先帝不以臣卑鄙,屈自枉尊,三顾臣于草庐之中,咨臣以当世之事,’则非亮先指备明矣。虽闻见异辞,各生彼此,然乖背至是,亦良为可怪。”这里可以看出,裴松之对《魏略》中的记载也觉怪异。

再者,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。曾于晋初奉命编撰了《诸葛亮故事》,又于泰始十年(公元274年)农历2月编过《诸葛亮集》,手中掌握大量有关诸葛亮的翔实资料。陈寿父亲在马谡手下任过参军,而马谡对诸葛亮的事情是比较了解的。陈寿完全可以从他父亲口里得到真实情况。加之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和陈寿一起被晋朝录用,陈寿绝不会放过这个知情人,因此,《三国志》采用了“三顾茅庐”说,而不用《魏略》的“自荐”之说。这也正说明陈寿手中掌握着更为可靠的资料。

刘备“三顾茅庐”这段历史已成定论。分析起来也是入情入理。自春秋战国以来,当官的“礼贤下士”,一直被世人誉为美德。礼贤下士于维护自己的统治有利。名士拒访或拒请更能提高清名,抬高身价,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礼贤下士者自东汉以来已屡见不鲜。作为满腹经纶、胸怀大略、具有隐士的清高气节的诸葛亮怎能不请自到呢?当时处于逆境的刘备,身边虽有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良将,然而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,确实感到缺少一位为己出谋划策、运筹帷幄的谋土。刘备求贤心切,访司马德操时向其请教‘‘世事”,德操日:“儒生俗士,岂识时务?识时务者在乎俊杰。此间自有伏龙、凤雏。”刘备听之甚喜,问是何人。德操回答道:“诸葛孔明、庞土元也。”这时庞士元已去江东,而卧龙先生诸葛孔明白比管仲、乐毅,是一位身藏大器的人:就连刘备十分佩服的徐庶都赞扬孔明比管仲、乐毅强。想到自己半生困顿,经历坎坷,四处求贤访才,能不三顾茅庐向孔明披肝沥胆诚意相邀么?

另外,提出三顾茅庐而不是登门求见,还有以下理由。在东汉末年的复杂形势下,一大批青年志士脱颖而出.表现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。二十岁的周瑜帮孙策创业江东;荀彧把二十七岁的郭嘉荐给曹操,得到曹操的赞许:“使孤家成大业者,必此人也。”二十七岁的诸葛亮从隆中出山之前已精读经史,广交名士,分析天下大势,才华横溢。对于这位难得的旷世之才,刘备在经人介绍之后,定会躬身登门拜访的。

判断一部史书的价值,它的资料来源和编撰年代是不容忽视的。《魏略》成书于《三国志》之前,系当代人写当代吏,作者鱼豢又是位“生平事迹不详”的普通人,他无需由意奉承,也不求传世立名,唯其心无顾虑,才能做到秉笔直书,唯其胸无预谋,就能毫无拘束地将事件如实地反映出来。刘知己《史通》认为,《魏略》一书的史料极为翔实, “自是正吏之体”。章宗源《隋书经籍志考》也说它“巨细备载”,是一部难得的信史。陈寿撰写《三国志》时,《魏略》是其主要参考书之一。裴松之注引《三国志》,引《魏略》竟多达一百八十八条,其中尚未包括“鱼豢曰”七条。凡此种种,其价值可见一斑。主张“三顾茅庐”说者仅根据裴松之“虽闻见异辞,各生彼此,然乖背至是,亦良可为怪”几句话,就全盘否定《魏略》,未免失之草率。其实,裴松之并未明确表态,只不过感到奇怪罢了。

诸葛亮登门求见刘备之事,并非鱼豢一家之育。除《魏略》外,司马彪撰写的《九州春秋》也有同样记载,该书属主记言论之书,将双方对话录载甚详。司马彪和陈寿是同时代人,又几乎同时成书,既然《三国志》可信,《九州春秋》便不肯自弃之不顾。鲁迅说过,正史“涂饰太厚,所以很不容易觉察出底细来”,明白了这一点,也许对我们采撷史籍是有帮助的。

陈寿生长于蜀,自幼熟知蜀汉传闻,诸葛亮的高大形象在他心中早已定格,这就决定了他撰写《三国志》时处处隐恶溢美。仅赵翼《甘四史札记·三国志多回护》条,就列举了许多例证。文史学家缪钺也认为“隐恶溢美是《三国志》的真正缺点”。据此,当陈寿写到有损诸葛亮形象时就置《魏略》不顾,而采用了《出师表》之说。其实,《出师表》一非自传,二非史料,只不过是一篇应景而作的誓师词。当时刘、关、张均已谢世,作为蜀军统帅的诸葛亮,为巩固其统治地位,难保不会有自我虚美之嫌。考证历史事实不能不顾及历史背景。诸葛亮隐居隆中,博览群籍,广交天下名士,“尺蠖之屈,以求伸也”。而绝非如他所说的“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”。当曹操大局已定,孙权也初具规模,他深知投靠曹、孙都是不会得到重用的。而刘备既是汉皇同族,又是知人善任之土,虽困守樊城,但终究会成帝业,凭诸葛亮的洞察力,他深知只有投靠刘备方能展其抱负,也就是说除刘备之外别无选择。那么,刘备一请不出,他怎能预料会有二请;二请不出,又怎敢保证会有三请;倘若没有二请、三请,他的远大抱负岂不要落空?这是一个决定一生前途命运的大问题,作为谨小慎微的诸葛孔明,哪里还会摆什么架子。看来,只有登门自荐推销自己,方是其惟一出路。

因此,《魏略》之言不虚也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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